來源：CE 傳媒學術網 2022-05-03 09:00 發表于北京
新冠疫情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終是新冠疫情暴發后的中國態度。2022年，奧密克戎暴發使得全國防疫形勢更加復雜，中國新聞史學會承載學術共同體的關切，關心遭遇疫情沖擊的學術同仁，邀請專家學者圍繞疫情話題開展研討。首期研討會于2022年4月24日在線上舉辦，主題是《重建“聯結”：疫情中的人、社區與媒介》。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指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中國新聞史學會健康傳播專業委員會承辦，本活動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支持。來自上海、武漢、長春、北京等地學者、一線抗疫工作人員、學刊和媒體從業者代表共18人參與了此次圓桌論壇。
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王潤澤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米博華教授出席并致辭，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張濤甫教授為會議作總結發言。論壇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健康傳播專業委員會會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孫少晶教授主持。
王潤澤教授在會議致辭中指出，在當下疫情防控仍比較嚴峻的情況下，中國新聞史學會健康傳播專業委員會召集此次會議，是希望學術共同體在追求科學研究的同時，傳達更多的人文關懷，努力為疫情治理和學科發展作答。身處重大歷史事件中，學術同仁思想交織、分享所得，會醞釀碰撞出更有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火花。“中國新聞史學會在2021年完成了《抗疫時期中國口述實錄項目》的研究，將2020年武漢疫情中的研究資料和感悟記錄了下來，這個項目研究現在看來價值非凡”。王潤澤教授特別強調，疫情總會過去，我們的研討也是為后人留下寶貴的研究資料，以助于更好地反觀歷史、洞察未來。
米博華教授代表承辦單位致辭，感謝嘉賓撥冗與會。他提出，本次會議是在上海疫情暴發的關鍵節點召開的，這說明學人對健康傳播研究的執著、認真和敏感。疫情中的社區樣本意義及其效果評估，都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其對下一階段我國防疫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網絡社會中，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社會沖擊，既是現實生活的組成部分，也是人們相對陌生的體驗，更是學人需要研究的對象。今天就是未來的歷史。他希望本次研討會為今后公共衛生和媒介史的研究留下重要樣本。
新型社區——因“聯結”而可能
本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中，新涌現的社會現象和媒體實踐帶來了更多有挑戰性的研究問題。與會嘉賓將此次疫情看作新聞傳播學科再出發的契機，同時也是探索學科研究新方向、建構本土化理論的重要節點。
孫少晶教授結合上海的疫情，描述了原本相互不相識的鄰里通過互助、團購、志愿者活動等如何產生更多交往，而微信、購物平臺等媒介使原來相對疏離的社區建立新“聯結”成為可能。他認為，從新聞傳播的角度考察此次上海疫情防控，學者需要考慮疫情中的人、社區、媒介三個關鍵詞，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立體豐富、動態復雜的傳播語境。深入探討這三個關鍵詞也能幫助我們透視媒介與傳播如何滲透到社會的結構機理，思考其如何成為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重要元邏輯。
華東師范大學呂新雨教授提出要反思主流媒體在抗疫中的位置和界限，進一步完善政府和基層的雙向溝通機制。區級融媒體比市級主流媒體相對活躍，如何發揮其社區功能、構建與城市基層組織建設的關系值得學者關注。另外，此次疫情防控進一步表明，新聞傳播學理論需要“接地氣”，健康傳播研究在介入城市公共衛生治理過程中，學者要多貢獻符合中國語境的本土理論和思想創新。面對疫情沖擊，居民自發組織協調互助，這其中展現出來的組織傳播的實踐經驗對于重新構建基層組織建設的主體性地位具有豐富的參考價值。
上海報業集團高級編輯劉鵬認為，此次疫情中，信息傳播格局的變化、如何有效履行專業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等問題非常突出，研究者和新聞人都要在疫情中秉持“求真精神”，承擔起歷史使命。此外，上海疫情中微信聊天截圖以及基于個人敘事和自我記錄的自媒體內容被大量轉發，“用戶新聞”代替了專業媒體報道，并引發了公眾的種種情感波動。這從反面說明專業媒體的缺失及不足。但同時，上海專業媒體也發揮了自身作用，如搜集讀者求助信息、呼吁善待老年人、以內參等形式建議糾正等。發揮專業媒體輿論監督功能有助于社會運行機制的完善，也是贏得民心和公信力的有效手段。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王帆研究員對此表示贊同，他指出，我們需要關注疫情期間媒介功能的擴展。媒介不僅聯結了個體與社區、城市，更是通過團購等直接成為抗疫日常生活的組成。應當加強對于疫情期間專業性很強的“新詞兒”的解讀，相似而陌生的專業語匯可能造成受眾的認知差異，而官方主動的分析和傳播有助于提高公眾理解。需要注意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傳播中的“科學不確定性”和“后果模糊性”，圈群發達的社交媒體環境可能會出現片面或虛假傳播的風險，因此要加強官方與學術共同體的及時反應，并與公眾形成通暢的溝通機制，讓科學傳播走在謠言前面。
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湯筠冰看來，上海疫情管控期間，上海民眾形成了以小區為邊界，社交媒體為依托，物理空間身份疊加數字網絡認知的新交往模式，構成了以網絡媒介中的團購“團長”和小區各樓棟中的“樓長”為意見領袖的“小區數字群”社會行動網絡，并做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社區人群全覆蓋。小區微信群有著社區認同與數字群落的雙重意義。媒介網絡在人與社區中起著溝通“聯結”作用，鄰里關系中的情感重構值得探討。
長春市健康教育中心宣傳促進科科長徐力代表吉林長春的抗疫志愿者參加了本次論壇。在長春抗疫的近50天里，他始終奮戰在抗疫的一線，進入閉環管理，負責封控樓陽性單元、復工復產、返鄉農民工、弱勢群體的核酸采樣、掃碼工作。在論壇上，他介紹了長春從3月11日按下暫停鍵之后的防控局勢的發展、抗疫的部署和治理策略，及長春目前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后，社區志愿者、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回答了上海與會代表的相關疑問。
吉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姜明副教授指出，關于重建“聯結”的表征與影響，長春與上海有所區別。此輪疫情防控過程中，長春市民的鄰里關系有所增進，但感知度沒有上海高。一是吉滬兩地基于地域文化形成的鄰里關系，在初始緊密度上有所不同，導致民眾對增量存在感知差異。二是兩地社群團購規模不同，居民間互動程度亦有所差異。防控期間，長春的基層指揮系統包括街道、社區（居委）、網格長等在生活物資流轉方面發揮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創新溝通——因“聯結”而實現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李曉靜教授認為，“上海疫情讓人們感覺到人類在疫情之下能夠重新‘聯結’在一起，更凸顯了新聞傳播學科和我們選取的研究對象的價值。這是疫情對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正向影響。”她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展開闡釋。微觀層面，她關注“線上交往”的溝通交流渠道，對人類幸福感及對今后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其次，她強調社會組織單元的有關研究，應成為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第三，媒介在社會動員中的作用應該更加被重視。如新興主流媒體在建構政府和上海基層組織形象上的作用值得研究者關注。
上海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方師師副研究員和東華大學人文學院趙高輝教授重點以“聯結”的相對概念進行了解讀。方師師認為：“重新聯結”預示著之前存在“斷連”，疫情期間不僅有地理空間上的“物理隔斷”，還有虛擬在線的“社交斷連”。特別地，社交網絡模糊了新聞與娛樂的界限，“光速傳播”在真相和謠言之間制造了空檔，被情緒感染的公眾受商業策劃和智能傳播驅動，意見的“邊緣社群”崛起并持續分化，“重新聯結”非常必要。但“眾聲喧嘩”可能是打破被壟斷和制造出的“合用真相”的必要方式；我們需要一種基于認同的公共知識來重啟網絡交往。
趙高輝指出，以小區團購形成的新地緣社群帶來了網絡社群聯結的豐盈，以段子、互文為特征產生了碎片認知。與此相對的是意見領袖與民眾，政府、媒體傳播與民眾信息需求之間聯結的斷裂。在信息過載層面，因社群聯結豐盈造成信息冗余，因聯結斷裂引發信息饑渴帶來信息消費過載；在謠言層面，聯結豐盈造成謠言“感染率”高、因聯結斷裂而缺少真實權威信息進行免疫，使謠言“毒性”增加、聯結增多帶來充分移情造成人人自危，導致人人都是“易感人群”。這為信息疫情治理提出了更多挑戰。
武漢的學者對武漢疫情期間的獨特人際關系也進行了分享。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吳世文副教授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聯結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在疫情中的“聯結”，首先有應急因素，也有文化和心理因素。而社交媒體的聯結，背后可能有功能主義導向，它的核心是情感共鳴和理解。對于疫情中的虛假信息應該把握以下三點：第一，在社交媒體時代的矯正是否具有在地屬性。第二，偽信息的出現與信息跟物質和能量可兌換性有關，在疫情期間，這種可兌換性的鏈條被打碎。第三，有必要進一步探索不確定性知識，并反思疫情相關知識的生產。從健康傳播的角度看，疫情后整個社會心理的轉變，可能需要更多的健康干預行動。此外，從歷史和敘事角度看，疫情記憶和疫情敘事值得關注。
集體韌性——因“聯結”而變強
本次會議中，多位學者針對建立公共危機的風險溝通機制提出倡議。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牟怡長聘副教授指出，上海疫情這樣一個黑天鵝事件，已經遠遠超出健康傳播或者公共衛生管理的單一學科的研究范疇。我們需要反思，作為新聞傳播學科，如何能超越源于歐美的健康傳播理論框架，服務當下的中國抗疫治理。這次危機給健康傳播的中國本土化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她同時指出，本次疫情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中國民間力量和行政力量的此消彼長。抗疫初期的民間力量的積極介入，給上海行政力量留出了足夠的一個反應時間，但抗疫中后期的社會救助的復雜性，往往是民間力量難以承擔的，因此更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許靜教授強調，“非典”之后，我國各級政府建立了以“一案三制”為重點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但其中仍缺乏真正的風險溝通機制。所謂風險，并不僅是“災害”，而是包含“災害發生的可能性”，不同主體的風險意識是有差異的。例如，臨床醫生關注疾病死亡風險，疾控人員關注疫情傳播風險，還有人關注疫情所造成的經濟風險、社會保障和管理風險以及法律風險等等。風險溝通機制目標是縮小風險的認知差距，爭取最大共識，動員全社會團結抗疫。我們應在現有政府新聞發布、應急科普和輿論引導等措施基礎上，形成更全面有效的風險溝通機制。
來自武漢的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嚴利華副教授從人際關系聯結和應急管理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她指出，“疫情改變了人際聯結的程度和狀態，社交媒介在社區的傳播中打破了傳統的壁壘，構建出新型的鄰里關系。”她認為危機溝通工作也是政府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既要考慮溝通機制的高效通暢，還要兼顧涉及多個主體的責任邊界。同時，要探尋事件本體危機和傳播危機、輿情危機之間的內在關聯。她還倡議，新聞傳播學者要關注突發事件中受到傷害的個體和群體，主動參與政府的政策咨詢和建言，多為弱勢群體發聲。
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陳靜茜副教授認為，新聞傳播學科學者，應該凝聚社群，發揮更大潛能，積極參與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政策研究和治理實踐中。第一，可與其他學科研究者合力開展有關工作。其次，應著力建設“面向公眾的公共溝通機制”，向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就開展“潤物細無聲”的持續性健康溝通，為突發危機的風險溝通做好日常積累。第三，尋找學科成果轉化的最短實施半徑，主動擔負起學術成果向社會轉化應用的使命和責任。可以共同撰寫疫情防控和風險溝通的專家共識，制定相關操作化的手冊，主動向媒體發聲，推動健康傳播有關標準的制定。
負重前行——“聯結”學術同仁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張濤甫教授在會議總結發言中指出：本次會議匯集了北京、上海、長春、武漢四個城市的新聞傳播學專家，關注目前國內正在發生的疫情中的人、社區與媒介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在這樣一個重大疫情中，媒介的重要性凸顯，新聞傳播學科處于治理需求的“震中地帶”，應當和其它學科有一個整體性“聯結”。其次，除了主流媒體發揮作用外，新媒體在本次疫情中表現出高度的無序化，或者說呈現出了“信息的無政府主義”，因此，要特別關注失序的社交媒體信息傳播帶來的“信息疫情”問題。最后，在當前斷裂的社會環境中，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共識，包括知識共識和價值共識的聯結，而新聞傳播學科，包括健康傳播、公共傳播等，就應當思考如何建立知識的秩序感，以及如何在知識共識和價值共識這兩個方面做出一些嘗試。
在“防疫情、穩經濟、保發展”的前提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者及媒體從業者還需協力前行，彰顯共同體的智慧與責任。
